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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教授的这部口述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它叙述的尽管只是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他学生时期的陈年往事，却蕴含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整个20世纪历史的反思，对我们重新认识过往、观察现在以及展望未来都有着重要的启迪，这大概是这本书能够激起读者广泛共鸣的原因。

这本书同时又是很个性化的，何先生不惮于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不忌讳议论先贤的道德文章，既树立了理性的尊严，又使自己的性情展露无遗。在目前这个功利滔滔的的世界上，何先生对知识与真理的热诚仿佛一股清泉，可以冲洗那些被免得熏染的心灵，使其复现润泽。这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风范的存照。任何津津乐道于名人八卦消息的解读，都大大偏离了何先生的志趣。

久已厌倦标签化历史著作的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获得丰富、鲜活的历史体验，特别是今天“上学者”和“治学者”，或可藉此思考一下，学应该如何上、如何治。

Author

何兆武，1921年生于北京，原籍湖南，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曾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多年致力于中国思想史、西方思想史、历史哲学的教学与研究。译述康德、卢梭、罗素、帕斯卡、孔多塞等西方思想家的学术经典20余种。论著先后结集为《历史与历史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等。

Contents

修订版序言何兆武 序　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　葛兆光 第一章　（1921—1939） 我的祖上没有名人 三民主义的少年兵 “一二?九”见闻 上学记?甲 1.力矫时弊，以古为则？ 2.无故乱翻书 3.天籁幻想 鬼子来了 恋恋故乡情 返乡 湖南印象 上学记?乙 1.中央大学附中 2.西方教科书 3.逃离“修道院” 第二章　（1939—1946） 上学记?丙：迁徙的堡垒 1.自由散漫的作风 2.三个大学从来都“联”得很好 3.自由，学术之生命 4.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5.图书馆不是藏珍楼 6.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7.兼职做教师 8.恋爱？ 9.“天人交感”下的人生观转变 几个难忘的人 1.一包热情的闻一多 2.民主人士张奚若 3.战国派雷海宗 4.吴晗印象 5.冯友兰先生 6.金岳霖先生 7.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 8.曾昭抡先生 9.数学系 10.物理系 战火芬芳 “一二?一”运动 1.“打倒孔祥熙!” 2.一多先生被刺 3.一个人的政治底线 五柳读书记 忆同窗 1.“科里红”何佶（吕荧） 2.殷福生（殷海光）印象 3.大才子王浩 4.因言获罪的陈良璧 5.老友郑林生 6.高干子弟？ 第三章　（1946–1950） 教书台湾 日日江楼坐翠微 上学记?丁：革大学习 零敲碎打 后记：把名字写在水上　文靖

Sian Clippings

• 简单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福，因为它没有经历批判的洗练，不免流入一种盲目或自欺，只能是沦为愚夫愚妇的说法。一切必须从怀疑入手。

• There is a higher level of doubt， it is a daily battle. The only end to it，if we live to the end， is holiness. The only escape is stupidity.（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怀疑，它每天都在不断地［与自我］战斗。如果我们能活到有结果的那一天，它唯一的归宿就是圣洁，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愚蠢。）”

• 把幸福看成是追求理性的超越和超越的理性

• 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

• 对于理性始终的追求和对于社会始终的责任

• 上学也许既是一个学知识，成为有技术的专业人员的过程，可也是一个成为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的过程。

• 记得那一年我曾经问我父亲，为什么要放弃上海好端端的金饭碗，跑到南京军政大学去吃八路的小米干粮？父亲沉吟半晌，只简单地说这是潮流。

• 他上学的时候也参加过学潮，大都是不满当时的政府，不然也不成其为“潮”

• 以世界主义的面目成就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目标接受世界主义。

• 启蒙和救亡始终是一体两面。

• 人类总有一些价值是永恒的、普世的，不能以强调自己的特色来抹杀普遍的价值。中国有没有特色？有特色，但是这特色你不必强调”。

• 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

• 对政治（不是政党）的疏离

• 并不是有专业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的立场？

• 我以前读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看到里面说，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应当是“局外人”（outsider），认为他需要的是“反对的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而不是调适（accommodation）的精神”。

• 我也不赞成纯粹的outsider. 宽容我的老套吧。

• 他们无法成为“局外人”，也不可能仅仅是“反对”。

• 以规则来理解文明,赞成。

• 文明就是人们越来越懂得遵照一种规则生活，因为这种规则，人对自我和欲望有所节制，对他人和社会有所尊重。

• 仅仅懂规矩是不够的，他又必须有超越此上的精神和乐趣，使他表现出一种不落俗套的气质。

• 他说,“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可是，我近来越来越感到，这种精神生活需要从小开始，让它成为心底的基石，而不是到了成年以后，再经由一阵风似的恶补，贴在脸面上挂作招牌。

• 爱德华·席尔斯（Edward Albert Shils）在《传统》里面曾经说道，“何谓传统？凡是代代相传的事物、信念、形象、行为和制度都是传统，自觉性的高低是次要问题，但必须通过三代（时间的长短不拘），也就是通过两传才能成为传统”。

• 古代中国经常的改朝换代，近代中国太多的底层革命，使得气度好像成了虚伪，风度可能是无能的别名。

•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人心中是绝对政治正确的口号，这是很可悲的。

• 何先生在回忆西南联大的生活时，说到日本轰炸时的梅贻琦和吴晗，“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而这种气度或者风度，需要长期的修炼和熏染，也需要一个人对一切置之度外的胸襟。

• 你必须尽量使每个人都忠实地回忆，才能尽可能地得出真相

• 我的回忆中还有一桩，即我对殷福生（殷海光)学长的印象。有一年顾寿观学长和我同住一个宿舍，殷福生常常跑来和他高谈阔论。我和顾寿观很要好，觉得他忠厚朴实且又好学深思，但对殷福生则印象不佳，总觉得他仿佛是高人一节，褒贬人物毫不留情，尤其在反共这一点上，不愧是一个法西斯，但后来的情况却又大谬不然。他到台湾之后，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成为台湾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最有影响的思想导师，受到台湾当局的迫害，致使英年早逝。我对他早年的印象竟然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作为回忆录，我以为仍然应该如实地记录下当时自己的感受。当然，也包括自己今天的歉疚之情。

• 本来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卢梭的一篇《忏悔录》是千百篇卢梭传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

• 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和北京袁世凯政府合并（不是一个政府推翻一个政府，而是合并），

• 1928年，国民党打过来，把北洋政府打败了，但也不是推翻（解放是推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但那个时候不算推翻北洋政府，而是打倒北洋军阀的政权），而是合并，又把北京政府合并到南京，依然是中华民国政府。那时候我还上小学，北京一下空了很多，很多人都跟着

• 孙中山有个非常著名的助手叫宋教仁（当时“民国伟人”号称“孙、黄[兴]、宋”），满脑子是按西方的体制搞议会政治、搞选举，根据选举组阁。不过那个东西并没有效率，而且结党营私，表面上看党派林立，政权像走马灯一样，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其实都是一些政客在操纵，并没有搞好。袁世凯当然也看不顺眼，就把宋教仁刺死了。

• 孙中山有一个规定，那是连黄兴都不赞成的，即入党的时候宣誓，不但宣誓入党，还要对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所以“总理”或“总裁”，也就是个人独裁。

•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这套“以俄为师”的思路和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很有关系。当时的英、美等老牌西方民主国家正值经济大恐慌，都显得很没落，而苏联的斯大林则气势逼人，有一股方兴未艾的气象。所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期，专制独裁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甚至张学良下野到欧洲游历一番后，也相信了法西斯主义，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

• 北伐以后就有政治学习

• 宋氏尚有一龄，同志仍须努力’。”宋蔼龄是孔祥熙夫人，宋庆龄是孙中山夫人，宋美龄是蒋介石夫人，传说还有一个宋妙龄，可见当时国民党党性程度之低。

• 可是蔡元培在北大却演出了一场自由开放，这在后来国民党时期就不可能了。

• 仁义礼智信，德谟克拉西

• 所以我们那一辈的年轻人，或者比我年纪大一些的年轻人，实际上受的都是五四运动的影响。“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还是蔡元培带回来的法国革命的口号，

• 1928年，国民党的势力才达到北京，但只统治了很短的一段时期。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了沈阳，

• 1935年夏天订了《何梅协定》，国民党的势力就完全退出了华北。但后来据说并没有这么一纸成文的协定，它不过是国民党和日本在口头上达成的一项所谓的谅解。

• “一二·九”运动在1935年冬天，一直到1937年夏天这一年半的时间里爆发。

• 我们小时候经常到天安门开会，有一阵几乎天天排着队去

• 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是非常积极的，他们是“专业户”，专心搞政治运动，大概有十分之一二的同学是积极拥护的，有一半左右的同学基本赞成，是跟着走的，有十分之一是专门念书，还有十分之一是反对的。

• 可是连曹汝霖在内也提出要赶快把学生放出

• 解放前，凡是学生出事，校长大都出来保。

• 本来南方学校是文言文更占优势，我们的国文老师陈行素先生又是个守旧派，不喜欢白话文，他说：“白话有什么可讲的，你们自己去看。”陈先生为人很好，可是专门讲文言文，教庄子、史记，强调：“文言文你们不能不做，中国文化真正的精华都在这里面。”

• 北京是五四运动发源地，白话在北京算是比较流行，我们小时候就已经不怎么学文

• 进的是西南联大，新文化传统很强，不管什么专业一年级国文是必修，规定作文必须是白话，不能用文言，

• 可是在南方的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是汪辟疆，新生一入学，汪辟疆主任就写了一个告示，说：“本系力矫时弊，以古为则。”“时弊”是什么？就是白话文。就是说：本系要极力地矫正当时坏的风气，以古作为我们的准则。

• 上学的那一辈同学，除了极少数有家学渊源的以外，绝大多数人的古文根底、国学根底都不行，因为从小就不读那些东西了

• “尊孔读经”，我们就越不“尊孔读经”，所以我们这一辈人，传统国学的基础都很差，很多有关传统的知识都是听说书或者看戏得来的。我们那一辈人上学所学的内容相当过去要全面得多。我们这一辈受到的教育承接的是西方的传统，而不是中国的传统。

• 很多我都能背诵，比如Franklin的Poor Richard’s Almanac中的格言，还有Washington Irving的Ripvan Winkle。到了大学，理科不用说了，百分之百都是美国教本，法科也是，比如法律学、经济学、政治学，统统都是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教本，至于文科，那要看学什么专业，比如中国史，只能用中文的，可是要学世界史，包括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就都是美国的本子了。再如，学中国古典哲学的得有很好的古文基础，可是研究西方哲学的，比如研究康德、黑格尔的，只要能看英文本就行了。

• 可是你的优势就在于你有中国文化的基础，把自己的优势给放弃了挺可惜的。

• 我们中学时代很大一部分的知识来源都得自梁启超

• 未能成佛，便先度人。

• 对一个学人应该有两种评价，或者说有两种标准，一个是学术研究方面，看他是不是有贡献，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他对时代的影响。

• 居然年纪越大越爱读鲁迅。

• 可是鲁迅先生辛辣、讽刺的笔触却打动我，我对他那么冷酷无情地鞭挞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深有同感。

• 达尔文的思想以及随后风行一时的实证主义思潮影响到胡适，

• 鸦片战争打了败仗，知道他们的船厉害、炮厉害

• 除了因为有声光化电的知识，还因为他们有一套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

• 到了五四前夜，才知道要国家振兴不只是会开炮开船，会造机器，原来洋人也有精神文化。

• 可是他说时间本身是可以伸缩的，空间也可以收缩，介绍了费氏收缩作用等等。

• “方便的假设论”，即我们所有的科学观念都只是方便的假设，比如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 爱因斯坦相信上帝，他又补充一句说：我的这个“上帝”是斯宾诺莎式的上帝。

• 那时候也欣赏苏联的一切，因为苏联是一种新文化，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我们看后觉得美极了。当然，实际上恐怕也不就，但当时却引发我们无限的憧憬。

• 其实受教育不一定是在课堂上听老师讲。师大附中南边是琉璃厂，那是全中国书店最集中的地方，

• 有一阵我想学音乐，虽然不清楚到底学什么，但真是着迷

• 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我想信仰宗教的人大概也有这种感情，这是不能用理智来论证的。我们的科学仅限于逻辑推论的范围之内，其实在纯理范围之外还有广阔的天地，还另有一个精神世界，就像《王子复仇记》中哈姆雷特的朋友Horatio说的话

• 它有非常严格的形式，你必须按照这个严格的形式来表现，像我们作古文一样，怎么破题、怎么起承转合、怎么结尾，要求得非常严格。你可以有发挥，可是必须按着这个严格的规矩来发挥，一点都不能出圈。这就是古典主义的艺术，它跟浪漫主义不一样，浪漫主义讲究发挥个性。

• 音乐也脸谱化

• 张爱玲的出名只在沦陷区的上海，我们在后方看不到的。

• 开早车又开夜车，不过他那是死读书，成绩也并不一定很好。我想这和我们的传统观念有关，过去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总想着怎么起早贪黑，天不亮就去干，干到夜里不收工。

• 想要做出成绩总得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天赋，这点不能强求，每个人天赋不一样，这没什么可丢脸的，二是环境，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争取到的，第三就是个人的努力，但个人的努力应该得法，不能只讲拼体力，老是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那是不行的。读书也一样，书读得好坏跟你拼不拚命没关系，天天开夜车，我不认为那是一条正路。当然，一个字都不看，那成文盲了，也不行，你好好地做了就是，像吃饭一样，不吃饭不行，那饿死了，但也并不是吃得越多身体越好，吃多了没有用的。

•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五年级。当时我的一个堂兄从沈阳来，打算看看北京，再回沈阳找工作。9月19日那天，天气炎热，父亲下班回来，一进门就说：“你不要回去了，号外登出来，沈阳已经被日本兵占领了。”

• 一天我在岳阳楼上玩，看见远处有四艘军舰冒着黑烟开过来，到了湖中心卸小皮艇划过来，大概有一二十条的样子，都是日本兵，拥到岳阳楼上参观。

• 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

• 1936年秋天，我上高一，9月18日早晨9点18分——他们故意挑这个时间，日本军队突然开进北京城，从东长安街走到西长安街，在北京城里耀武扬威。

• 高丽棒子正是这样，他本来是亡国奴，做了日本流氓手下的流氓，越是这种人越可恶，正所谓“汉儿学得胡儿语，反向故儿骂汉儿”。

• 1939在昆明我和以前北京的同学又见面了，问他们日本统治下那两年的情形，他们说，日本人一来就把英文课废止了，来了一个日本人教日文，又是学校的总监。我说，你们学了两年，日文应该不错了？他们说：“什么不错，一个字都没学，字母都不认得。”大家谁也不念，考试全班都不及格，最后都是零分。他们还对我讲，1937年底日军攻占了南京，敌伪下令要全北京市学生参加庆祝游行。消息一宣布，全班同学都哭了。虽然我听到这件事已是两年以后，依然激动不已。

• 而是在东北、华北、南京分别扶植几个傀儡政权。东北建立“满洲国”，溥仪做皇上，用了一批原来满清的遗老，比如罗振玉、郑孝胥，实际他们都只是摆设。打下华北以后，在北京成立“华北临时政府”，用的是北洋时期的政客，表面上继承的是北洋政府的“法统”。先请吴佩孚，吴佩孚不出来，一说是条件谈不拢，结果被日本人害死了。后来用王克敏，王克敏曾任北洋时期的财政部长。日本人打下南京，又成立了一个“维新政府”，后来改叫南京国民政府，扶植的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批国民党，如陈公博、周佛海这样一批汉奸。

• 但宋哲元本人——至少在我们眼里——不过是想利用这个特殊的环境，在日本人与国民党的夹缝中做个土皇帝。

• 比如开通了陇海路、粤汉路，

• 抗战前期的币制改革……另外，还邀请了英国经济学家李兹·罗斯到中国进行币制改革，没有这一项改革，抗战初期的财政是无法支持的，但后来一味地乞灵于通货膨胀，最终导致了经济崩溃。

• 庐山对于中国近代的历史影响太大了，过去蒋介石在那里办军官训练团，而且基本上每年都把各界的名人请到庐山开谈话会，

• 那时候连曹汝霖都认为非打到底不可，还有人问他：“你不是亲日派吗？怎么也主张非打不可？”曹汝霖说：我主张的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亲善，日本问题本来可以在“九·一八”的时候解决，可惜当时当政的人，包括张学良在内，都没有把握好时机很好地解决，日本军阀现在的气候已经形成，没别的办法，非打不可了。

• 可以收到南京中央电台的广播，每次时事新闻广播之前先播放《义勇军进行曲》，鼓舞人们对日作战的士气和决心。

• “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 北平既变成沈阳第二，南京就会变成北平第二。

• 年纪比我大一点的学生，很多人都去投考航空学校，那一批人素质都很优越，所以中国空军在一开头打的时候战绩还是挺辉煌的。

• 沈崇诲1928年进清华土木工程系，毕业后考入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八·一三”时，他的飞机被高射炮击中了，他就驾着飞机直冲下去撞日本的旗舰“出云号”，二十七岁就殉国了。

• 淞沪战役唯一的收获就是振作了士气

• 尽管怀念的都是些很细琐的东西

• 那时候北京有一百万人口，我想总有半数以上的人都会唱。可是这种流俗文化却不会流传下来，如果不是曹禺写进他的剧本，大概现在不会有几个人知道了。

• 比如我们同组的杨超，他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后来自杀了，留了一份遗书，说：“我不是‘五一六’，我不知道谁是‘五一六’。”只有这一个人自杀了，其余的也有两三个人是不承认的，但是好几十人都承认了自己是“五一六”，这简直不能想象。当然现在都平反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反革命阴谋集团”，可是那时候他们自己都承认。“人”到了如此悲惨的地步，以致丧失了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你一骂他，他马上就承认是自己有罪，没有一个敢据理力争，这一点使人思之不免黯然。

• 比如洋人把王府井叫作“Williamson Street”，因为是英国人威廉姆斯经营的这条街

• 我说：“我们文革还缺一件事，我们还没有从服色来表现人的阶级。”中国古代是这样的，什么阶级穿什么衣服非常严格，我向他开玩笑说：“文革的时候阶级分得那么严格，怎么没从服色上划分？”他说云南搞过一阵，凡是“地富反坏右”都得戴个黑箍，可是效果非常不好。比如商店里的售货员里也有“黑五类”，凡是戴黒箍的顾客不敢找别人，只找戴黒箍的售货员。戴黒箍的售货员态度也特别好，结果那些“红五类”的也喜欢找他，反而成了最受欢迎的人，这就造成了一个相反的效果，所以后来不实行了

• 记得有一出戏叫《铁冠图》，讲的是吴三桂请清兵的故事，武打场面非常精彩，而且吴三桂面见多尔衮的时候，多尔衮讲的是满语，还有一个舌人的角色专门做翻译，每翻完一段话，台下的观众就会鼓掌喝彩，看来当时还是有人懂满语的，恐怕现在已经没什么人懂得了。

• 不肖生的小说对于我们当时的影响大概与金庸对现代年轻人的吸引力差不多，其中很多江湖武林的迷幻离奇更是开启了与旧的侠义传奇大为不同的一副新面目。

• 街头上出现了一些半通不通的标语，如“华北人民结束起来”

• 所以离开北京的那个早晨，弥漫在火车站里的那种亡国的惨痛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寂静得近乎恐怖，好像空气都凝固了。

• 有人回答说：“是中国飞机炸的，一共去了六架。”我们听了都非常兴奋。

• 因为要保证军用优先，所以民用的火车没有正点，只能在车站上等，不查票，也不用买票，车来了就往上拥。

• 自从抗战以来，全国有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过去的愁眉苦脸都为之一扫而空。抗战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是这样，

• 当时北京学生离开的时候有几种情况，一种是直接参战的，一种回老家，一种继续上学。

• 所以有些革命的学生口头上说是去西安临时大学读书，实际上就是从西安转到延安参加革命了。

• 还有各种很落后的风俗习惯，比如寡妇改嫁在今天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我回老家听大人们谈天，说起某某家的寡妇改嫁了，觉得那是最丢脸的事情。而且寡妇改嫁，财产都得留下，不能带走。

• 北京的迷信活动好像少一些，可是在我们家乡巫术非常普遍，不过我想这有一个传统，古代经典著作《楚辞》里就有许多神鬼、招魂之类，到了近代南方依然盛行。

• 很多街上挂的牌子都写着“排教某某”，我不清楚为什么叫“排教”。

• 正值深秋，我们坐着古代式的帆船，每天天一亮就开船，天黑了就停下来，一路的景色美极了，令人销魂，我一生都没有享受过几次。

• 比如当时北方妇女的解放在某些方面不如南方，一般只做家务，不参加生产劳动，北京还算比较开通的地方，可是商店或者饭馆的服务员都是男的，偶尔有女服务员，还特别写上“有女招待”，多少有点相当于现在“三陪”的那种色彩。可是南方的妇女和男人一样从事生产，而且女服务员很多，是很平常的事，给我的感受颇为新鲜。

• 怎么样就算是进步？

（TBD）